但问题的本质是,我们要不要因为一些可能发生的坏处,一些难以消去的担心,而拒绝去做正确的事。
什么是正确的事?
打个最极端的比方,只要这些钱有十分之一扎扎实实用在了贫困儿童的教育上,那么这就是一件正确的事。
1。5亿我自己花,无非就是多买一栋别墅,多买两辆豪车,提高物质享受。
这会更快乐吗?
不,我的快乐从来都与物质无关,早前如此,现在依然。
第二,担心不受监督的权力是对的,但这件事该不该由我来担心?
不应该。
这笔钱在捐出去之后,本质上就与我没有关系了,怎么用它是相关部门的事,用得好不好是更上级应该考虑的问题。
我不能因为尚未发生的事,就对相关部门提出质疑、责难、控诉。
如果真的发生了贪腐,我有嘴,会骂人。
但现在,我愿意相信他们,相信大部分政府工作人员还是愿意做事的……”
那记者得到了如此详细的解释,却仍不满意。
非常直白的追问:“你的相信是基于什么理由?你是东北人,难道对东北的官僚风气毫无所知吗?
甚至再扩大一些,整个中国环境也相当污浊,我们报纸每年实地访查到的黑暗,报都报不过来!
你的想法极其天真!”
其实,这是方星河最“怕”的问题,因为根本没有标准答案,辩解不过来。
在道理层面,他说服不了任何一个坚信“最好的社会必须清清白白”的理想主义二极管。
哪怕在2030年那样的盛世,仍然有大批国人坚持认为国内不够好,这里不够好,那里不够好,怎么比都不够好。
你再问他们:“这是怎么比出来的?”
他们理直气壮的回答:“哪里哪里就是这样的,人家比咱们公平多了!”
实际上那地方可能根本不是那样,全是道听途说,有个谣言就当真。
那也不行,你纠正不了他们,真拿出证据了,人家就该骂你傻逼了。
在当下,2002年的中国,想说服这种人更不可能。
因为此时的国内,确实有着诸多问题,他们亲眼看到过种种不尽人意之处。
带着失望润出去的中产甚至高产,往往都有切身体会。
方星河沉默了好一会儿,终于还是决定解释。
赢不了归赢不了,得有态度。
“在我看来,最好的社会应该是在动态平衡中保持前进的。
我不关注那些细节,什么公不公平、贪不贪腐、效不效率,任何大社会模型都会有bug,过度关注细节的结果,只会让人陷入无休止的怀疑。
只要灰色地带总体可控,今天消弭一点,明天新增一点,后天再消弭一点,那就不是问题,发展就足以解决这点疥癣之疾。
所以在我看来,现在的国家确实不够好,但没有哪里特别不好。
我们正在飞速发展,历史遗留问题也在一个接一个的解决,这就足以让我保持期待了。
其实类似的问题,美国那边也有很多人问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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