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深聂小二对苗福群记忆的却是一件小事:读初二那年春节后的一个晚上,苗福群又到聂家开会商量返库之事,会议结束已经很晚,便在聂家住了下来。凌晨5点左右,睡在另一房间的苗福群突然敲响了聂小二和父母睡觉的房门,他边敲边急促地说:老聂兄弟,快起来,他们要抓我!
聂小二的父亲说:不会吧,昨晚只有三四个人开会,不会泄密……
“还不会泄密,刚才广播里都说了要抓苗……”不等聂小二的父亲说完,苗福群又压低嗓门嚷了起来,“抓了我事小,今年的返库就闹不成了!”聂小二的父亲只好摸着黑将苗福群送走。事后,聂小二的父亲才搞清楚,原来,凌晨5点左右,村里在喇叭里发通知,说当天有霜冻,对苕苗,要注意抓,要采取有力措施……
睡得迷迷糊糊的苗福群刚好听到广播里“……苗”,“要注意抓,要采取有力措施”等字眼,因闹返库已被抓过几次的苗福群吓得翻身起床就去找聂小二的父亲。
聂小二坚持认为,这个有点带喜剧色彩的例子只能说明苗福群的警惕性高而不能理解成他胆小怕事。
具有初中文化,刚开始闹返库就给苗福群当“秘书”的朱金定补充说:在苗老的意识中,闹返库他好像就没有过害怕的时候。在农建三团的地界上,返库移民建了9个临时居住点,为了赶走移民,三团与政府干部商议:点燃庵棚后,只要苗福群一出动就抓人。1985年2月的一天,三团六连一把火点燃了移民七八十间庵棚。燃烧的庵棚刚扑灭,苗福群就组织五百多人前去六连示威,几百人手持锄头扁担,全是一副拼命的架势,吓得六连长赶紧躲了起来。苗福群仍不依不饶,一脸怒火,两眼通红,一边大骂“要坚决打倒作恶放火的日本作风”,一边把一人高的木棍在地上篤得震天响。由省政府、渭南地区行署组织的库区工作组见状,连忙让“秘书”朱金定劝苗福群息怒,并让其统计受损情况,他们好督促六连赔偿。当地政府组织人准备抓苗福群的几个干部看到这阵势,吓得不敢久留,趁苗福群带人围攻六连之机悄悄溜走。
聂小二说,自己的前半生应该说是苗大爷引导他走上闹返库这条路的。在苗的身边干了那么多年,受了不少影响,并从一个初中生变成了闹返库的骨干。聂小二在移民中的骨干作用使他成了当地政府干部们“争取”的对象。1985年春节后,移民返库闹的最厉害的时候,澄城县委某领导派聂小二的两个朋友到库区当说客,“领导说了,你回去后可以到县移民办工作。”
聂小二问:“所有的移民都能到移民办工作吗?”朋友气得扔下一句“不识抬举”便回澄城去了。聂小二继续留在库区进行着他的“返库大业”。
聂小二的“反动”和顽固不化使他成了“重点对象”——事后,澄城县某公安干警告诉他:“小二呀,要不是中央同意移民返库的文件下来得及时,你就成了拘留所的客人了。县里领导让我们把逮捕你的材料都整好了……”
“说实话,当时县里没抓我,我还真有点遗憾。我真想像苗大爷那样为移民的事去坐坐牢。”从聂小二的话中,记者听出了这位昔日的“司令秘书”对苗福群的敬重。
除闹返库外,“苗司令”还有过很多值得炫耀的经历——他曾一次次对属下们宣称,自己在滔滔黄河中救过一船人;曾领着八路军便衣队骗了敌人六杆枪。多次的自我宣传使得这样的“事迹”在不少媒体传播,以至于记者在库区多方求证苗司令这些很有“亮点”的故事。
就“救人”、“骗枪”之事询问他的两个“秘书”时,聂小二先是一愣,然后很肯定地说,苗老汉给记者讲这件事时肯定是糊涂了。朱金定则严肃地说:老汉有时爱吹点牛。
记者由此想到:他曾救过一个日本女人的事是不是也是吹牛?
对于救日本女人的事,曾采访过苗福群的某记者在《一位移民“司令”的自述》中对苗福群的讲述有过这样的记载:
1944年夏天,我在黄河岸边跑船,看见一条小船在黄河里飘摇,到跟前发现船上有个十几岁的女孩躺在船舱里不省人事,我把她背到我住的窝棚,醒来后我才知道她是日本军官的女儿,日本侵略中国被打败后,她随父亲从河南逃命来到这里。文革期间,这里乱,我救的那个日本人,没有人知道,也没人管,所以没受到冲击。相反,我还是治安组长、初级社副组长,哪次都受表扬。在大荔县领过几次奖。后来,这个日本女人的侄儿把她接到了日本。
朱金定听了“司令”的这段自述马上说:对日本女人情况的介绍,我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在吹牛。那日本女人就是我们豫安村的,她五队,我四队,1959年我们往澄城迁时,她就已经四十来岁了,怎么可能1944年苗老汉在黄河上救下的是一个十几岁的日本姑娘?
“谢记者,你是要写纪实作品,不能听老汉瞎说。与事实不符的东西写进书里就不好了!”苗福群的两个“秘书”都对昔日的“司令”较起真来,一个并不重要的素材,他俩却拉上记者跑十多里路去采访当年给日本女人办回国手续的李章成。
李章成原系陕西省火电厂驾驶员,退休后住在大荔豫安村。也许是他及他的家庭同日本女人接触时间较长,对这个被外界传得神神秘秘的日本女人,他了如指掌。
李章成说,这个日本女人的中国名字叫王竹英,日本名叫世谷初音。日本高知县左喜兵町人。上学时,她的老师就教育她,“中国的咸阳才是你的老家,要记住老家,要打回老家去。”
世谷初音的姑父是一个以经商作掩护的日本特务。1936年,姑父将16岁的世谷初音带到了大连,两年后将其嫁给了一个日本大佐。大佐战死中国东北,姑父又想把世谷初音嫁给一个中国官僚当三房,世谷初音坚决不从。姑父就让其在家中当佣人,在生活上折磨她。1945年,日本战败,姑父逃回日本,把世谷初音扔在了战火纷飞的东北战场。在东北当中央军的山东人刘传会把流浪在街头的世谷初音“捡”回了老家,隐姓改名为王竹英。但刘的母亲不喜欢这个说话有些依哩哇啦并且没有生育的王竹英(在她拒绝给人当三房后,她的姑父暗中给她吃了绝育的药)。1947年,山东黄河发大水,对王竹英情深意篤的刘传会只好带上爱妻逃难到了陕西大荔豫安村,对外称王竹英是大连人。这样的经历似乎正印证了老师当初“咸阳才是你老家”的教育——大荔豫安村距咸阳不到100公里。
1959年,王竹英随豫安村的移民迁往澄城县王庄乡石家洼村,在那个缺水缺粮的村子里,饥饿和疾病夺去了刘传会的生命。从此,王竹英异国他乡,举目无亲,衣食无着,她再次陷入了人生的低谷。后来,苗福群闹返库,王竹英毫不犹豫地参与其中,与移民一起回到库区抢收农场的庄稼,抢种农建团的土地。因有文化,又见多识广,还常给没有多少文化的苗福群出些主意。
上世纪七十年代,已快近六旬的王竹英同李章成家成了邻居,这位善良的日本女人常帮李家干活、带孩子,对李章成也视如己出,久了,李家人也像待自己的老人一样待着王竹英。
这样的关系才使李章成有机会发现王竹英的日本籍身份——一次,李章成摔断了左手,在家养伤时,王竹英上门帮李干些换药、护理之类的事。李章成发现:王竹英总是跪在地上给自己换药和护理。他不禁突然想到电影中那些日本女人常跪着做事的样子。李章成忍不住问王竹英,“王婆婆,你是不是日本人?”王竹英一愣,摇摇头。但过了片刻,她还是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告诉李章成,她在日本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根据王竹英提供的地址,李章成多次去信与她的弟弟联系。1984年,终于可以回国同亲人团聚的王竹英非常同情库区移民的遭遇,临行前,她准备将苗福群的“秘书”聂小二收为养子,让其到日本学习、深造,回国后继续为移民返库的事情进行工作。只是因为时间关系,未能给聂办好护照等出国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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