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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堂谋杀案（第1页）

得知阿富汗图书馆计划将获得一百万美元的捐助后，母亲一直非常愉快，她生病以来从未这么高兴过。然而，到了五月中旬，她开始持续高烧，几个疗程的抗生素都无法让她退烧。就在她准备起程去日内瓦看望我妹妹一家的一周之前，母亲的一个朋友去世了。

母亲一定会去参加葬礼和追悼会的。我和她站在她的厨房里，我喝着温热的意式浓缩咖啡，问她去参加葬礼和追悼会是否觉得太过压抑，尤其在她去日无多的日子里。

“葬礼和悼念会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知道永生是存在的。”以前母亲会说她“相信”永生的存在。今天，我注意到她说的是“知道”。

“你怎么决定是否要参加某人的葬礼呢？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跟那个人不熟或者根本不认识，只认识他（她）的配偶或孩子？”

“如果你需要考虑是否要参加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去。

如果你真的不能去，就别去了，然后尽快写一个很好的悼函。”母亲有点恍神，“真是的，我本来有事情要告诉你，可现在我想不起来了。”

那可不是化疗的副作用。母亲总有一长串的事情要跟我们说，记不住才叫正常。我们又聊了一会儿，突然，她双眼一亮——想起来她要告诉我的事情了。

“哦，对了。我要给你看样东西。”她离开厨房又很快回来，手里拿着一张打印好的卡片，上面写着：“在这个非常悲痛的时刻，我们全家感谢您给予的慰问。”母亲划掉了“非常悲痛”，把“我们全家”替换成“施瓦尔贝全家”。

“我觉得可以用这种方式感谢那些寄来吊唁信的人，但是必须去掉‘非常悲痛’的表述，这听起来太忧伤了，而且直接写我们的姓名比较亲切。你还可以根据他们吊唁信的内容，再在卡片里面写点什么。还有，别用黑墨水写，用蓝墨水，黑色太过严肃了。”

这就是母亲原本忘记，但又想起来的事情——在她去世后，如何回复别人寄来的吊唁信。

2008年4月，母亲和父亲一起去了日内瓦。母亲一路上都被高烧和寒冷折磨着。即使到了日内瓦，她也频繁地进出医院，虽然体力不支，但她还是坚持与米洛和塞伊多相处一段时间。后来，母亲还是提前飞回了纽约。母亲和父亲喜欢一起旅行，走访新的地方，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见见朋友、认识新朋友，这是他们的共同爱好（不过父亲更偏爱比较舒适的旅行，去难民营和发展中国家的旅行是母亲一个人的事）。所以这次他们对于提前返回都很沮丧，又继续规划着日后出国旅行的行程。

一回到家，母亲就又忙着召开阿富汗图书馆的董事会了。

那一百万美元的捐助将整个计划从一个疯狂的梦想变成几近实现的事实，因为这笔钱占所需款项的13，不仅能够让他们在喀布尔建立图书馆，还能建立一些移动图书馆。母亲当然没能遵守她的承诺，她无法停下来休息，甚至比之前还忙。

我和母亲都非常喜欢茱帕·拉希里，包括她2003年出版的小说《同名同姓》以及首本故事选集《疾病解说者》，所以，下一次的读书会我们就选了她的短篇小说集《不适之地》。《疾病解说者》让茱帕于1999年问鼎普利策文学奖。茱帕1967年生于伦敦，孩提时代便随父母移民美国。她笔下的移民流离失所的状况，与母亲的难民朋友极其相似。这些移民夹在两种文化之间，既想保留原来的文化，也想拥抱新的文化。

茱帕在新书中直言不讳地描绘了移民与难民之间的共同点。在介绍书中的战争摄影家时，她说：“每当这个摄影家到访不同的难民营，看着一家大小在废墟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东西时，他都会想起自己搬家的情形。总的来说，这就是生活：几个盘子、最喜欢的梳子、一双拖鞋、一条孩子的玩具项链。”

这本书在一开始就讲述了一个刚刚死了妻子的男人，立即去投靠已婚的女儿和她的家人的故事。结尾是由两个主角串起来的故事，其中一个主角的母亲死于癌症。我和母亲讨论着这些故事，但并没有细谈，也没有把重心放在死亡或癌症上面。在第一个故事中，死亡在故事的开头就已经发生了；在结尾的故事中，主角的母亲得了癌症，却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病情。然而，这两个故事的重点都在描写活下来的人，一是父亲和女儿，二是父亲和儿子。也讲了他们在已经改变了的或处于变化的环境中，如何彼此沟通不畅。

母亲和我讨论了茱帕在很多书中不断出现的主题——两代人之间的巨大鸿沟；移民与难民家庭的子女在异地生活面临的艰辛困苦。我们把茱帕笔下的人物当成自己的朋友甚至亲人来讨论。为什么这个人物不说出来？为什么不让别人知道他（她）身处巨大的不幸、孤独和恐惧之中？茱帕书中的人物就像我们身边真实的人，他们不停地彼此诉说着重要的事情，只是不一定都需要通过语言。

当我们考虑下一本要看的书时，母亲再次表示，她很想重读那些以前看过并且很喜欢的书。想了一会儿，她决定选择T。S。爱略特1935年出版的剧本《大教堂谋杀案》。母亲上大学的时候就曾参加过哈佛与拉德克利夫联合出演的戏剧，正是这部《大教堂谋杀案》。

从我记事起，母亲和父亲就在书架中间最特别的地方，放了一套有着精美包装的《大教堂谋杀案》和其他的典藏书籍，包括有皮革面的梭罗和狄更斯的作品，那些是母亲的祖父留给她的珍贵遗产。我对此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正沉迷于阿利斯泰尔·麦克莱恩，但已经看完了他的所有作品，所以我想在书架上找一本推理小说来看，这时，我第一次看到了《大教堂谋杀案》。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纳瓦隆突击队》的续集。我翻了几页，发现它对我来说就像天书一样，于是我又把它塞了回去，也因此断定它就像旁边那本只有父亲会读的书一样，枯燥无味。

选定了《大教堂谋杀案》之后的几周，母亲和我一起坐在了急诊中心的等候室里，因为她突发高烧。我们坐在那里等候通知，不知道母亲是拿点抗生素回家还是必须留在医院里。我们都看完了《大教堂谋杀案》，我问她想要重读艾略特的戏剧是不是为了缅怀过去。她说不是。她想重读这本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欣赏书中优美的文字；另一个是书中的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他宁愿殉教，也不愿蒙昧良知。“我觉得这部戏剧非常发人深省。”她说。

母亲一会儿就要进检查室了，在这之前，她告诉我，我们最近谈论到那些敢于站在不同立场，提出不同主张的真正勇敢的人时，她当时脑海中浮现的就是贝克特。我们继续坐在那里等着，走廊上有人来回踱步，有病人低声呻吟，有护士跑进跑出。母亲接着说：“他也同样能够接受死亡。虽然他并不希望死去，但他冷静极了。当我停下所有治疗的时候，就该是结束的时候了。”

“你会不会担心该如何下这个决定？”

母亲摇了摇头：“完全不担心，我相信医生会让我们知道这些。”

但我并不那么确定。母亲的医生都是出类拔萃的，只是现在的情况比较棘手而已。医生怎么会告诉你一切该结束了？怎么会告诉你其他的方法试了也是白试？又怎么会说如果你的目标是生活得有品质而不是想延长生命，那么很简单，接下来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许多医生根本不想谈这些。

我知道有些病人会祈求医生，甚至向医生保证，他们只想得知病情的真相，无论病情如何可怕，他们都能够承受，不会为了多活几周或者几个月而用尽各种痛苦的治疗手段。然而，这些人中还是有很多无法强装坚强，他们无法承受噩耗，不想结束生命，他们愿意忍受任何医疗痛苦，只为了延缓死亡的脚步，哪怕几天也好。还有什么比求生欲更为人性的吗？

奥赖利医生从未给过母亲时间表。她倾听母亲的需求，尽自己所能采用最好的治疗方案，再根据情况随时调整，让母亲在接下来的日子好过一些，不必为了延长生命时间而牺牲生活的品质。奥赖利医生为母亲看诊时，只会问母亲感觉如何以及治疗是否有效。我们把下一次看诊的时间延后了，在这期间，母亲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像伦敦、日内瓦、佛罗里达等。奥赖利医生会尽量配合，帮助母亲如愿出行。

很快，母亲就要去见急诊医生了。我留在等候室，想着医生会让母亲留在医院还是回家。答案只有一个，非此即彼，没有模糊的空间。

我的思绪又回到《不适之地》上，想着作者能够准确地掌握人与人之间微妙的沟通方式。作为一个读者，你可以同时窥探好几个人物的想法，即使他们不说话或说得非常隐晦，让书里的其他人不知所然，你也能领会他（她）的内心感受。读者可以看到书中角色嘴里说的与心里想的其实不尽相同，所以我们会对角色的动作、语调和用词更加敏感。总之，我们透过不计其数的媒介来表达自我，就像打扑克牌时，你要留心其他人语言和非语言的线索，因为这些线索可以观察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母亲是个阅读者也是个倾听者。什么时候母亲应该停止治疗？我想起母亲的原话，她说她相信医生会告诉我们，她指的不是医生会讲给我们听，而是医生会让我们通过观察明白什么时候该停止治疗了，只要留心观察就好。

就诊的结果是，母亲因为感染严重，必须住院六天。不过有一个好消息，最后一次的扫描显示，尽管肿瘤没有再缩小，但也没有再扩散。另外一个好消息是春天来了。温暖的天气对母亲的身体帮助很大，虽然她现在只能从医院的窗户瞥见窗外的春色。感染的原因是支架阻挡了母亲从胰腺到肝脏的胆汁流动，为解决这个问题，医生们要把塑胶套塞进支架里。出院前，母亲做了静脉注射抗生素，并输了两次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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